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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专辑 真言足迹:日本、中国、台湾的空海大
作者:sportsbet    发布时间:2020-07-22 14:26    点击次数:次   

  空海,俗姓佐伯直,乳名真鱼,生于光仁天皇宝龟五年(774),家中排行第三,为赞岐国多都郡(今日本国香川县)人。空海一生传奇不断,就连出生日期都曾被议论为不空三藏入灭之日,也就是公元774年6月15日。然而在目前所知的记录中,皆未指出空海的诞生之日为何。不过,从其出生日期的附会说法,可知空海与中国唐代密教的密切关系,以及之后回国开创真言宗等经历,对后人的影响之深。本文藉由空海游历于大唐时中国的寺院遗迹,了解空海的入唐求法历程,文末再略述目前位于台北一座天后宫内的弘法大师像,说明线世纪初期于殖民地的发展与其文化交流意义。

  根据《续日本后纪》及《三教指归》等记载,空海于15岁时,跟随舅父阿刀宿祢大足学习文书。阿刀大足在当时居于从五位下,一说阿刀大足是桓武天皇三子伊予亲王的文学侍讲。在此时,空海也随着舅父入京。在平城京中,大学为学习的最佳场所。《三教指归》中提到:“余年志学,就外氏阿二千石文学勇,伏膺钻仰,二九游听槐市……”可知空海18岁时才进入大学就读。然而根据《学令》规定,入学有年龄限制,必须是在13岁以上,16岁以下的范围之中。《学令》亦规定大学生必须是五位以上的弟子,但若是八位以上的弟子,真心向学者亦可允许入学。佐伯直户主位于正六位上,因此就出身而言,空海应是可入学的。然而为何空海至18岁仍可入学,目前无明确记载,多数说法认为与阿刀大足在京中的努力有关。

  空海与舅父所在的平城京中,有许多著名寺院。根据高野山所编《弘法大师年谱》记载,15岁的空海除了在大学学习儒家经典之外,亦前往诸寺研习佛典,特别是大安寺、西大寺。“爰有一沙门,呈余虚空藏闻持法,其经说,若人依法,颂此真言一百万遍,即得一切教法文艺谙记……”《三教指归》自述中的沙门,有一说法为大安寺的勤操,但并无直接证据。

  大学以学习《春秋》三传为主,研习的内容是为了这些大学弟子们将来在官场上所用。空海认为这些治国的教义流于形式,让官员们尸位素餐,毫无实际的作用,并非他所求。此时的空海又接触虚空藏等佛法,因此在20岁之际,空海决定离开大学,专心以虚空藏闻持法,并前往四国地方,寻找适合修习之处。关于空海正式受戒的历程,依《年谱》为准:793年受沙弥戒,两年后于奈良东大寺受具足戒,改名为空海。803年空海30岁时,得度成为官僧。

  空海欲以虚空藏求闻持法,而“虚空藏求闻持法”由善无畏三藏于唐开元五年在中国翻译的《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而来。唐代释海云所撰之《两部付法次第记》亦言:“……龙智阿阇梨自云从毘卢遮那如来在世以此金刚界最上乘法付属普贤金刚萨埵,普贤金刚萨埵付妙吉祥菩萨,妙吉祥蒲法复经十二代以法付嘱龙猛菩萨,龙猛菩萨又经数百年以法付嘱龙智阿阇梨。龙智阿阇梨又经百余年以法付金刚智三藏……金刚智三藏知中天竺国无畏三藏解大毗卢遮那教叹言,此法甚深,难逢难遇……”密教经典于日本天平年间逐渐被翻译,并在寺院间借阅流传。空海可能在此期间接触了这些密教经典,并且在久米寺东塔下“感应寻得”一部经典——《大日经》。为了真正理解《大日经》中的真言,空海决定前往大唐,请教中国僧侣。

  延历二十三年,大唐贞元二十一年(804)7月6日,藤原葛野马吕为第16次遣唐之大使。遣唐使及学问僧一行人从肥前国松浦郡田浦出发,共分四船前往大唐,然而由于天候影响,四艘船遇到了海难,最后只有空海与大使所在的第一船,以及另一名学问僧最澄所在的第二船到达中国,第三、四船下落不明。8月10日第一船抵达长溪县赤岸镇(最澄所在的第二艘船则从明州登岸),由于当时新任的福州刺史阎济美尚未抵达福州,且赤岸镇交通不便,此船又再次航行,于10月3日抵达福州。可是,未携带信物、国印且语言不通的大使,让遣唐船遭到福州观察使的封检、监控,不许日人上岸,但空海此时发挥其语言能力,代笔书写了《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以“我国淳朴已降常事好邻,所献信物不用印书,所遣使人无有奸伪,相袭其风于今无尽……载籍所传东方有国,其人恳直礼义之乡,君子之国盖为此欤……”等言说服福州观察使及刺史,终让遣唐使一行人得以上岸,并于11月3日从福州出发,12月23抵达京城长安(图1),暂居重阳坊官宅之中。

  图1:空海入唐行程图(木本南邨著、林书杰译,《弘法大师:空海与书法》,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0,页62)

  在此过程中,空海与藤原大使仍然遭到许多困难,如限制留学名额的政策,让空海差点无法进入长安;又如来到长安的一个月后,唐德宗病逝,藤原大使等人留于宣阳坊官宅守丧,静待归国许可等。所幸后来事情皆一一圆满落幕,藤原大使于永贞元年(805)2月11日返回日本,而空海则留于长安,敕准入住西明寺。

  西明寺位于唐长安城的延康坊,根据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西明寺遗址位于今西北电子科技大学(原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旁防洪渠与白庙西村之间,该处地层第三层的建筑遗址即为唐代西明寺。此遗址包含了一座殿址,以及东、西、南回廊。出土遗物包括了刻有须弥座、伎乐天的石灯遗迹,石、陶等材质的佛像,并在水井遗迹中出现鎏金铜佛像。根据简报推估,西明寺遗址应有12.5万平方米,但此次发现的遗址仅占7500平方米。因此本遗址可能为拥有13所大殿的西明寺的一组院落。有趣的是,与空海求学时期关系密切的日本大安寺,其实为道慈师依据西明寺所设计建造而成。藉由遗留下来的图示,吾人虽能理解当时西明寺的配置,却无法确定目前发现的遗址是属于哪一个院落(图2)。

  图2-1:西明寺图(高野山大学出版部,《弘法大师年谱十二卷》,和歌山:高野山大学出版部,2006,附属页面)

  图2-2:西明寺图,局部(高野山大学出版部,《弘法大师年谱十二卷》,和歌山:高野山大学出版部,2006,附属页面)

  空海于西明寺居住期间,曾向醴泉寺的罽宾国般若三藏及北印度僧侣牟尼室利三藏学习:“……于长安醴泉寺闻般若三藏,及牟尼室利三藏,南天婆罗门筹说。”(《秘密曼荼罗教传法传》)般若三藏曾于长安翻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诸佛境界摄真实经》,空海的梵语学习道路,着实受到般若三藏等人的帮助。

  醴泉寺为隋文帝时建立,位于醴泉坊十字街北之西处(图3)。《两京新记》记载:“十字街之南东乐善寺……次南曰醴泉坊,开皇初筑此坊忽闻金石之声,因掘得甘泉七所饮者疾愈,因以名坊及寺焉……十字街北之西醴泉寺,初隋文此置醴泉监以甘泉水供御,开皇十三年废监立寺焉。”此外,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波斯湖寺,仪凤二年波斯王毕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李建超亦提到,由于醴泉坊的西市多有中亚来唐者居住,因此空海在此坊中,想必也曾与这些民族有所交流。

  图3:唐长安城平面式意图(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页4)

  空海来到大唐的主要目的,在于学习《大日经》的教义。关于唐代密宗的金刚界传承,据唐释海云所撰《两部付法次第记》载:“……今至大唐喜遇此教,遂请无畏三藏求授大毘卢遮那大教晅为师资传授二本教三藏金刚智阿阇梨,又将此金刚界大教王付大兴善寺三藏不空智阿阇梨,三藏不空智和尚又以此法付嘱含光阿阇梨等弟子五人:一含光阿阇梨、二大兴善寺惠朗阿阇梨、三青龙寺昙贞阿阇梨、四保寿寺觉超阿阇梨、五青龙寺东塔院惠果阿阇梨……”此时的空海,便是前往青龙寺拜会东塔院的惠果阿阇梨。

  文献记载中的青龙寺,位于长安城东新昌坊次南处,曲江之左,长安城南门之东。青龙寺原为隋代之灵感寺,开皇二年隋文帝命开掘并迁徙城中陵墓,此寺为此而立,并命名为“灵感”。到武德四年时,废除此寺。龙朔二年,苏州僧侣为了患疾的城阳公主颂观音经,因应城阳公主的复奏,改名为观音寺。1989年遗址发掘情况与西明寺类似,虽有出土部分佛像、经文刻石,但整体而言,仅发掘了西端的两座院落与中部北门遗址,东端与南端的遗址则不复存在。

  永贞元年(805)六月上旬,空海于青龙寺接受五智灌顶,学习胎藏、金刚两部秘密法,阅读毗卢遮那金刚顶经等二百余卷,并新译经论。八月上旬,惠果赠空海“遍照金刚”之密号,并于12月15日入灭。空海于青龙寺的学习事实上仅半年,却是其来到中国最重要的半年。惠果在入灭之前,亦勉励空海将其所学传至日本。来年,日本高阶远成等人入唐恭贺唐顺宗登基之际,空海撰写《与本国使请共归启》的归国请愿书予高阶远成,并于元和元年(806)三月离开长安,经越州,再至明州启航。

  返回日本的空海,在经历滞留九州岛、因平城之乱提振佛法,获得天皇信任、开坛灌顶等事迹后,于弘仁年间开始寻找禅修道场,最终在高野山建立寺院,即今日之真言宗总本山——金刚峰寺。空海与其弟子即在金刚峰寺与天皇赐予的东寺,将其所学传递、延续至今。

  空海于大唐所习得之佛法,依惠果之遗命传至日本,更在千年之后,来到了南方的台湾。1895年,日本依《马关条约》统治台湾。此时的日本佛教宗派一方面为了让在台日人的信仰有所依归,另一方面也为吸收台湾信徒以及扩张在台湾的势力,纷纷派遣布教使前往台湾建立据点。

  图4:护国十善会设置于弘法寺内,因此护国十善会即今日弘法寺遗址(《大日本职业别明细图,台北地区》,昭和二十二年)

  空海所创立的真言宗,同样随着各个布教使前来台湾。真言宗的布教使们在台湾各地建立布教所,其中最为知名的便是当时位于花莲的真言宗高野山派吉野布教所,即现今花莲庆修院。而全台唯一供奉空海像之处,则是位于台北西门町的新高野山弘法寺(图4、5、6)。明治三十八年(1905),日本真言宗派遣小山佑全为台北布教所主任,新高野山弘法寺建立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至四十三年(1910),主祀弘法大师空海,而真言宗实际上在台布教成效有限,信者大多仍为在台生活的日本人。二战结束后,在日人离台的情况之下,该寺亦迅速没落。

  图5:护国十善会设置于弘法寺内(《大日本职业别明细图,台北地区》,昭和二十二年)

  图6:弘法寺立面图(王世烨、许嘉文著,《台北天后宫的历史》,台北:台北天后宫管理委员会,2011)

  今日的弘法寺遗址,保留着弘法大师像(图7)、行状曼荼罗(图8),以及台北西国灵场的第一、二番石佛(图9)等。此弘法大师造像(图10、11)为台湾唯一存留者,造像与13世纪以来奈良等地所藏之造像有相同形式:左手持念珠置于膝上,右手执五钴杵举于胸前。后方的绘画,与日本金刚峰寺所藏的图示(图12)亦相似。

  图10:弘法大师坐像,京都六波罗蜜寺,13世纪(京都国立博物馆,《弘法大師と密教美術》,东京:朝日新闻社,1983,页81)

  有趣的是,此地现在已非佛寺,而是台北天后宫。主祀神明为妈祖,配祀观音、关公、福德正神等。这些神像的出现,其实是来自更久远的艋舺妈祖庙——新兴宫的故事。

  图11:弘法大师坐像,奈良元兴寺,正中二年(京都国立博物馆,《弘法大師と密教美術》,东京:朝日新闻社,1983,页81)

  新兴宫的正确建立日期有不同的说法,但大致落于康熙至乾隆年间,尤以《淡水厅志》《台湾府志》记载之乾隆十年(1746)较为人所信。新兴宫的创建与其余早期寺庙相同,具有灵验感应等传说,但更重要的是在清代移民社会为主的台湾,寺庙的建立反映着市街聚落的发展。道光年间,艋舺龙山寺、清水祖师庙与新兴宫,已并称“艋舺三大庙门”。因此,吾人可知至少在道光时期,此地的聚落发展和物资集散对台北的重要性。

  图12:《弘法大师像》,京都东寺(京都国立博物馆,《弘法大師と密教美術》,东京:朝日新闻社,1983,页25)

  到了日治时期,日本的佛教宗派除了派遣布教使之外,亦意图介入旧有寺庙或是新建寺院,培养以及管理台湾僧人,扩大日本宗派在台湾的影响力。此时大日本台湾佛教会便利用新兴宫之地,设置于其中。昭和十八年(1943),政府以开辟防空道路为由,拆除新兴宫。而新兴宫原本供奉的神明们,被暂且移至龙山寺安放。战后,当弘法寺没落之际,官员与信众透过法律、管理权等途径,将弘法寺接收改为安放这些神明之处。同时,弘法寺原有的宗教文化遗产,也共同存放于此寺庙,形成了中国神明与日本佛像共存的情况。直至今日,日本高野山金刚峰寺与东京别院,仍于每年11月左右,派遣十几位僧侣来台举办法事。由此点观察,当时空海入唐除了求闻持法外,其文化交流的意义亦得到后人的重视。如今,在台北的天后宫,汉文化与日本文化共存,空海大师的造像,更在此地继续见证这一切。

  西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空海入唐1200周年纪念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木本南邨著、林书杰译,《弘法大师:空海与书法》,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0

  高野山大学出版部,《弘法大师年谱十二卷》,和歌山:高野山大学出版部,2006

  王世烨、许嘉文著,《台北天后宫的历史》,台北:台北天后宫管理委员会,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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